股权代持之后的相关法律问题

时间:2021-12-07 03:28   编辑:admin

  欧洲杯竞猜官网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且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均记载为他人的实际出资人。与此相对应,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

  (一)身份特殊。因为特殊身份的限制,有些特殊人群依照我国法律是不能成为股东的,为了规避这种限制而选择代持。

  (五)竞业限制。某些隐名股东为了避免触发竞业限制协议,而找他人代持,以便避免违反协议承担违约责任。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的权利,依法依章程转让股份的权利,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的权利,按其出资或持股比例分红的权利,在公司破产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分配请求权、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等。

  同时,公司股东也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最主要的义务就是依照发起人协议或公司章程履行出资义务,在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的前提下,对公司对外负债在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等。

  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利和义务在正常股东身上是统一的,但在股权代持的情形下,却是的。显名股东享有上述权利的同时,承担着按时如实出资的义务,若隐名股东在出资期限到来时未如约转款,这时显名股东不但要对公司承担责任,对其他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还可能在欠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反观隐名股东,它的风险更为突出,所有权利的行使和保障全系于一纸股权代持协议,上述所有的股东权利原则上都只能通过显名股东来实现,如果协议效力有瑕疵,或是显名股东反水,也许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虽然股权代持的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法律并未一刀切的对其效力进行否认。不同于规避法律的违法情形,基于个人考量或商业判断背后作出的“隐名”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隐名股东”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客观市场需求与法律上的合理空间。

  在此情况下,作为实际出资人的隐名股东,如何做到既合法合规,又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自身权益?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和司法判例应做到以下几点:

  3、协议不存在民法典规定的无效情形;协议最好经过事前严谨的条款设计,为未来可能的显名预先准备。

  4、在其他股东不知情的前提下隐名股东变更为登记股东相当于引入了新的合作伙伴,需要过半数股东的同意才能实现“显名”。

  (2)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确认函》,或与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三方协议,确认其他知晓并同意上述代持事项。

  《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民法典》第153条规定的情形,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利的,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法院不予支持”。

  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内部关系,需根据隐名投资协议的约定作为判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本依据;而隐名股东与公司、隐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属于外部关系,此时,隐名出资关系中的实际出资人并不当然地具备股东身份,其能否成为股东,关键在于能否取得半数以上的其他股东同意,缺乏该条件则无法获得股东资格。

  法院当前确定股权代持裁判规则:“代持协议”、“出资证明”、“其他股东对实际出资人的认可度”这三个因素对裁判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股东资格确认过程中,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最先关注的问题就是名义出资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股合意,代持股的合意既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有效的代持股协议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前提条件。

  在株式会社通用与上海德真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法院强调确认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关系的证据中,能最为简明扼要证明二者代持股关系的条件,无疑就是那一纸代持股协议。

  代持股协议是当事人约定各自权利义务的重要文件,也是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确定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的关键,法院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事实行为依法作出委托代持股关系是否成立的认定,以此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

  《合同法》是处理股权代持相关纠纷的主要法律文件之一,特别是第52条合同无效条款,将直接决定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当然,这也意味着股权代持协议的效力还将涉及到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相关强制性规定,例如《国家公务员法》、《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等关于股东身份、地域的限制强制性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明确指出,股权代持协议只要不属于合同法第52条无效事由,合同便有效。

  由此,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的做法为,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硬性条件,则应认定代持股协议有效:一是相关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二是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笔者通过选取其中说理较为充分的3份判决作为例证。

  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面对的代持股纠纷中有以下两种情况,有代持协议和无代持协议,在审查后者时,需要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即实际出资人是否履行出资义务,该出资是否确实作为投资款项使用等。代持协议之外,出资证明等证据是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的的重要依据。

  上述案例有一个共通点,即实际出资人均提交了实际出资的相关凭证,证明其履行了股东出资的基本义务;而名义出资人却不能提供出资证明材料,亦不能对其出资来源进行合理解释。

  出资证明是司法实践中,用作认定实质出资的证据一般为转账凭证、银行流水等,但是法院在审判时不可能仅凭出资证明就认定双方存在代持股合意,因为现实生活中转账包括多种原因,如民间借贷、担保等。

  江苏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与刘婧与王昊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王昊作为江苏圣奥公司的登记股东,以股东身份完成出资、增资、分红及股权转让行为等。刘婧虽然主张其与王昊之间存在股权代持,但是其提供的银行资金划转凭证、证人证言、其他书面证据材料仅能证明存在资金往来,而资金往来的实质性质存在过多可能性,因而难以证成存在股权代持。

  从该案例可以看出,仅有转账的出资凭证,但是双方之间无代持协议的佐证,证明力存在不足,对该转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最高院的意见也是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为宜。同时裁判理由中重要的一点在于,代持股关系所依托的前提条件委托关系属于双方法律行为,需当事人之间存在共同意思表示,并以此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因此出资证明是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必要不充分条件,出资证明+合意是确认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实质要件。

  如果没有书面有效的股权代持协议,实际出资人只有证明自己实际行使了股东权利,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签署了公司章程,参与了股东会表决等事项,通过会议记录、纪要等文件,证明自身实际出资人的身份。

  实际出资人隐名出资后,在无有效书面代持股协议的情形下,是否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股东资格认定的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对于参与经营管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清晰,是表现为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抑或是通过行使表决权等股东权利而参与经营管理?有学者认为,认定隐名股东资格,其中一项包括隐名股东在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文件上签字。该观点较好地概括了参与经营管理的形式,即将隐名股东与其他股东共同以股东身份在公司相关文件上签字的,可以作为认定其股东身份的辅助性补充要件。

  综合案例分析,股权代持协议是确定股东资格最直接有效的依据,但是商业实践中,股权代持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特殊身份限制”、“股东人数限制”、“公司改制”、“规避行业监管”、“隐藏财产”等,这些形形色色的原因本身可能就使得双方当事人并不会签署正式的书面代持协议。因此,倘以书面代持协议作为代持法律关系认定的前提,也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但是在缺乏书面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名义股东往往会否认存在代持合意,这就常常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难辨之境。

  从案例分析来看,代持法律关系的认定并不以书面代持协议为前提,在具体判断是否存在口头或事实代持合意时,法院通常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证据综合审查原则”、“优势证据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经由法官的经验法则和自由心证,结合是否有进行实际出资,是否有第三方知悉代持事宜,以及其他理由如否有合理的代持理由及背景,或者构成其他法律关系是否更合理等因素,进行审慎认定。

  股东资格案件最终目的往往是实际出资人显名化,即要求公司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实际出资人向公司主张股权的,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不能实现显名。

  法院往往严格依照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3款之规定审理各类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化的案件。但是由于其并描述过于宽泛,使得案件容易产生争议与分歧。比如股东过半数同意中的“同意”,作为实际出资人显名化的最后一步程序要件,当事人对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证明至关重要,但是“同意”所辐射的范围过于广,如何能算得上同意?明示还是默示?

  从相关案例中法院的裁判观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实际出资人产生显名化要求之前还是之后,对于公司其他股东以明示方式作出的“同意”,法院对实际出资人显名化的诉求都作出了支持的判决。而对于公司其他股东未作表示的情况,法院作出的判决则充满了分歧。

  在2019 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九民纪要》中对其他股东知悉实际出资人隐名投资事宜并对其隐名持股及行使股东权利的行为未作异议的情况给予了肯定回答,及对事前默示进行确认,认为其他股东知道实际出资人实际出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亦属“同意”。(28.【实际出资人显名的条件】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对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公司以实际出资人的请求不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九民纪要》确认了在实际出资人由隐名转向显名化的过程中,在过半数股东同意的程序要件的基础上,实际出资人提供过半数其他股东确实知道其实际出资事实的证据,将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意味着如果其余股东对于实际出资人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即被视为对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的认可。这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尚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的虽未获公司过半数股东明面上同意实际上却已在公司内部行使股东权利的这一类实际出资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统一了裁判思路。

  此外,在一些案件中,法院认为根据相关事实可以认定隐名股东的存在为公司及其他股东所知晓,从而直接判决隐名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并未再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这一表决程序。笔者支持这一裁判意见,若根据其他事实如参加股东会议、直接参与分红、直接行使权利等能够判定隐名持股已为“公司知晓”并被默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则不再成为隐名股东身份认定的程序性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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