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政法+新媒体”研究报告

时间:2021-07-28 01:10   编辑:admin

  新媒体是指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型媒体形式。现阶段,及时性、互动性、形式多样性、传播平等性已成为新媒体的典型特征。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结合新媒体用途、传播规律、受众人群等方面将新媒体归为社交、社群、视频、笔记和应用五大类(详见下表)。

  2016年,全国政法新媒体矩阵蓬勃发展。政法机关在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方面颇有建树。虽然新媒体也是政法舆情的主要发端,但政法机关正在逐步适应这种形势,通过完善新媒体舆情回应机制逐步扭转被动局面。与此同时,政法机关不断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实体工作中,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北京”客户端等的不断创新,让新媒体成为实务工作的辅助手段。综上,运用、冲击、融合成为2016年度政法新媒体的关键词。

  近年来,新媒体已经成为政法机关重要的宣传阵地。从微博、微信再到客户端、视频、直播,相信今后出现的各种媒介形式,都将成为政法新媒体矩阵的重要组成。现阶段,政法新媒体运用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追求与网民的情感沟通和情绪共鸣。它们正以“接地气”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的互动形态和专业权威的信息优势,成为连接“高精尖”政法信息与“草根”公众的桥梁。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初,全国政法新媒体官方账号共计63423个。其中,来自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系统的官方微博共计32431个,官方微信共计18586个,“两微”的新媒体地图不断扩张。

  此外,政法新媒体还延伸至新兴媒介平台,尤其以微视频为代表的视听类新媒体步入大繁荣。“秒拍”等微视频平台结合视频直播的形式,已成为政法机关的重要宣传渠道。2016年8月,交管局开展“全国直播月”活动,众多因此成为“网红”,后期制作的微视频广泛传播,赢得网民追捧与点赞。“两微”格局逐步向“三微”过渡。

  除“三微”之外,政法机关对客户端的运用也日渐多元化。除“今日头条”、“一点资讯”、“腾讯企鹅号”等平台外,视频、直播等客户端的运用不断增多。一些传统端口的内容创新也让其焕发生机,如电影《湄公河行动》以11.84亿元的票房成为缉毒最好的宣传片;《特训营》等真人秀节目的播出也开启公众了解生活的新渠道。

  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政法新媒体建设工作座谈会指出,公、检、法、司各系统已经基本实现了政法新媒体1.0的建设目标,团队作战,协同发声的效果显现。2016年,新媒体矩阵正迅速壮大,横向、纵向连接加固。

  新媒体形式不断丰富,“新媒体=微博”的时代已经过去,同一单位横向连接微博、微信、直播等多种平台开展宣传已经成为常态。例如,微博开设有“@打四黑除四害”,微信公众号开设有“交通安全微发布”,在今日头条开设“”,还联合“一直播”开展“直播月”等活动,不同渠道相互配合以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从纵向上看,很多新媒体渠道已经连成串,如检察系统中“最高检—省检—市检—区县检”的微平台贯通,让信息传播瞬间以点到面,不同层级间新媒体的相互扶持也产生共荣效果。

  在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法治类新媒体群星中,“长安剑”是最耀眼的一颗,其捕捉政法时局热点,阐释官方立场,内容聚焦的都是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司法体制改革等法治宏观主题,格局高远,影响广泛。此外,中央政法机关微博如“@打四黑除四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普法”等,凭借众多的粉丝量与活跃的转发评论度占据新媒体高地。这些塔尖公号作出榜样,其运营模式也被多次复刻,有效推动了政法新媒体格局的建立与发展。

  信息公开一直是政法工作要点和难点,新媒体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政法机关积极利用新媒体深入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工作,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信息发布机制。例如,2016年9月22日,政法类新媒体“长安剑”举行“周年庆”活动,安排读者分组前往燕城监狱、最高法、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进行体验,并在微博进行图文直播,引发大量围观。政法机关已经逐步适应新媒体“聚光灯”的聚焦,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公众了解政法工作全局全貌,知晓政法队伍建设成效实效,营造良好的氛围。

  随着政法新媒体的繁荣,其运营团队的媒介素养显著提升,不少“小编”已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尤其熟悉网络表达,洞察网民心理,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例如,《你说过哪些曾让蜀黍崩溃的话?》、《娶了一名女是什么样的体验?》系列视频近期在网上很火,交通安全微发布、共青团中央都在微博上转载;山东高速二支队女民警利用个人微博,模仿网络红人“papi酱”拍摄微视频“警花脱口秀”,被众多大V转发点赞,著名笑星潘长江转发评论说“这警花要火”。新媒体日渐成为宣传工作的训练营,一大批年轻人脱颖而出。

  新媒体时代,不分场合、只会用一套话语体系去互动的做法,已经难以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优秀的内容不仅要讲家常话,还要融合“网言网语”。纵观政法新媒体平台,“接地气”是共同的追求,变“生涩硬冷”为“通俗易懂”,以喜闻乐见的语言释法析理,已成为内容准则。一些政策法规、典型案例等专业性强的内容经过新媒体的演化后,常成为科普贴、提示贴,新媒体间接起到翻译机的作用,让官方语言更好地为公众理解。如“@中国普法”制作的一系列“一分钟学宪法”图解将晦涩难懂的宪法法条转化成生动的图示,法学语言被翻译成了群众语言,信息传播力与网民接受度显著提升。

  新媒体形式丰富,文字、音频、画面融为一体的内容更受青睐,政法机关已经做到多位一体,同一内容在不同渠道的传播中形成共鸣。而且,线上传播已延伸至线下,评比投票、抽奖、见面会等O2O(online to offline)的模式成为新潮流。2016年1月以来,最高检牵头启动“走近一线检察官”微直播系列活动;10月,最高检又启动了“走在长征路上的检察官”主题活动,最高检官微借力线上策划与直播,结合线下实地走访等行动,与网民展开互动,让网民看到不一样的一线检察官,可谓是政法新媒体O2O的经典案例。

  政法新媒体拓展了信息传播样式、提供了多样传播渠道,不断推动政法宣传迈向高效率、低成本、接地气的新台阶。然而,也正是其多样性等特性,为政法新媒体的整体规划、精准定位和具体运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和考验。总体而言,当前政法新媒体运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政法新媒体外延扩大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其形态越来越多样。但总体来看,缺乏“大一统”的指导性方略。政法机关总是在追逐新兴媒体形式,整体发展规划缺乏长远性。特别是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情况下,现今的活跃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在影响力和活跃度上不断弱化,为未来政法新媒体格局带来隐忧。

  从新媒体热门文章来看,解读类、生活常识及提示、泛娱乐化内容成为高热内容。但过度娱乐化、非正式化内容虽然受众基础好,但时常严谨性不足,一些明显的法律漏洞甚至影响官方权威。如何实现严谨性与易读性的双赢,需要政法新媒体不断探索。

  虽然政法新媒体的宣传工作整体向好,但还有不少政法新媒体流于形式,甚至出现一大批久不更新的“僵尸”账号,或者信息“不作为”,只简单转发一些语言轻松活泼的社会新闻、温馨的心灵鸡汤来取悦受众,没有在社会中发挥引导作用。

  地域、部门因素在新媒体宣传效果上有较大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冷热发展不均衡,排名靠前的党政机构微博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但不少政法微博、微信开通后粉丝数量不足5000,日均发布信息数量不足1条;第二,地域发展不均衡,以浙江、江苏、福建等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开通情况要好于中西部地区;第三,系统发展不均衡,公安机关的传播力占绝对优势,司法行政、政法委系统相对较弱。

  伴随着政法新媒体宣传的常态化,不同单位间的评比工作逐步展开。尤其在政法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评比中,为了获得较高名次,一些单位出现了刷榜、买阅读量等不正当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此外,政法新媒体让各机关拥有了自主发声渠道,但一些抱团、声援现象值得警惕,尤其在政法干警受到伤害的相关案件中,自媒体成为情绪宣泄口,部分不客观的信息、不中立的态度影响政法新媒体的整体形象。

  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政法机关可以运用它有效地开展宣传,公众也可以运用它进行监督,甚至将新媒体作为信访工具,发布涉及政法机关及政法干警的负面信息,对政法机关的声誉造成严重损害。而随着知乎、手机视频APP的兴起,社群类、视频类新媒体也成为舆情源头及重要的发酵平台,助推舆情在短时间内升温,考验着政法机关的处置能力。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通过梳理2016年度与新媒体关联度较高的50起舆情事件,分析新媒体在政法舆情中的多面角色。

  在50起与新媒体关联度高的舆情事件中,共有36起舆情事件首发于新媒体,占比超七成。在36起舆情事件中,有26起(72.2%)事件首发于微博、微信等社交类新媒体,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欧洲杯竞猜官网即由当事人“@弯弯_2016”在新浪微博连续发布多条话题微博,两小时内引发十亿人次传播而爆燃。有5起(13.9%)事件首发于论坛、知乎等社群类新媒体,比较典型的案例包括发源于知乎问答社区的雷洋死亡事件、魏则西事件,及发源于论坛爆料的江苏常外“毒地”事件。有4起(11.1%)事件首发于梨视频、随手拍等视频类新媒体。其中,“常熟童工”事件就由梨视频的一条6分27秒短视频引爆。此外,临近2016年高考,湖北、江苏多地由“减招”引发的群体性系列事件,主要发源于知乎、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多个社交、社群类新媒体平台的话题讨论。

  从舆情发酵过程分析,44起(88%)舆情事件在新媒体平台引发广泛讨论,占比近九成。其中32起(64%)事件主要在微博、微信社交类新媒体中引发广泛讨论,表现较为突出的包括律师微博声援吴良述“撕裤门”事件、快播案两次庭审直播等。11起(22%)舆情事件在社交、社群两类及两类以上新媒体中持续发酵,让舆情态势更加复杂,如和颐酒店女生遇袭、魏则西事件、晋城“黑老大”高调出狱、王宝强离婚案开庭等。此外,深圳市民拍警车违章被摔跪一事,因相关视频在爱奇艺、搜狐网、秒拍网等视频网站传播,有关讨论集中于视频跟评。

  2016年度特别值得关注的特征是,个别基层官方微博由于运营不当、议题设置把关不严、业务素质不高,所发布的信息内容成为舆情导火索,最终“引火上身”,“@子洲”小编批“土改”被判刑即是典型代表。“@平昌公安”就“太原打人”一事发布题为《遇到执法,请不要随意拍摄,因为法律不允许》的微博,支持涉事引发网民质疑。官方认证微博“@菏泽巨野县法院”发布疑似力挺马蓉一方的内容,演变成为舆情危机。

  50起舆情事件中,共有37起事件的涉事政法机关利用新媒体进行了引导,占比为74%。其中,27起(54%)事件以官方微博通报、回复的方式引导舆情。表现突出的事件如北京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平安北京”5天内4次通过官微发布信息平息质疑;上海浦东机场爆燃案中,上海公安局官微“@警民直通车-上海”在案件发生后连续发布三次侧重点不同的通报,满足公众知情权,获得认可。

  除发布官方通报、公布案情进展、回应关切等传统引导方式外,政法机关还通过主动设置议题、群体发声、视频直播、权威辟谣、释法说理等多种方式,引导场以更加理性的思维探讨涉政法热点事件,进而起到助力实体处置顺利开展、宣传法治理念、凝聚法治共识的多重效果。典型事件如周世锋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前后,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文给律界划“三条底线”,独家网、秒拍视频发布有关“颜色”、家属联合境外人士制造的视频,均是公众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基础。在法官马彩云遭枪杀等事件中,政法新媒体不断发声放大正面声音,引导理性。

  部分没有新闻采编权的视频类网站,往往会通过视频以打擦边球的表现方式进行新闻报道或者热点事件追踪。如腾讯视频制作的节目《新闻当事人》,通过邀请热点新闻人物,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受害者家属、罗一笑事件当事人罗尔等,讲述其自身经历,通过直播的形式吸引网民观看及讨论,令相关舆情再掀波澜。

  由于A站、B站风行一时,发弹幕成为部分网民观看视频时的一种消遣方式。据观察,弹幕的内容除对视频本身进行讨论外,往往会有很大程度的外延,如调侃热点事件、攻击涉事单位等,成为口水战的战场,政法领域的舆情事件也会成为关注重点。目前,由于弹幕的流动性使得管理难度较大,一些倾向性言论难以掌握。

  2016年既是网络直播发展元年也是大火的一年,由于前期缺乏有效监管,、低俗、暴力等内容泛滥,虚假广告、侵权现象也时有发生。为解决直播乱象,国家网信办、文化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文化部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规定,规范相关行为。另据观察,部分网络主播通过将涉及敏感议题的电视画面通过直播的形式输送给网民,打着直播的幌子行新闻播报之实,“顾左右而言他”,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尚未得到严格监管。

  尽管各路新媒体发展迅猛,但微博、微信两大“老牌”社交媒体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也是舆情发生发展以及政法机关引导的主要阵地。近年来,微博式微,不过仍有大批网络大V较为活跃,常成为舆情的推动者。微信公众平台也由于进入门槛低,成为网络举报的重要发源地。对此,政法机关仍需重视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舆情助推作用,及时监测信息,快速解决问题。

  2016年,政法机关已逐步尝试借助新媒体技术和手段,处理日常实务工作。直播、数据库、微信、平台建设等多种形式已成为实务工作的重要助手,尤其在行政性政法工作中,“北京”等客户端已成为便民利民的有效措施,受到追捧。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通过对2016年度融合新媒体元素的实务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出以下特点。

  政法机关对于新媒体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咨询。以客户端“北京”为例,不仅集成路况导航、出行提示、违法举报等模块,还开通“进京证”办理、“事故e处理”、“交强险信息查询”等功能,简化事项流程,赢得广泛赞誉。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圆”系统2.0版的上线,借助新媒体快速、广泛的传播效果,成为儿童失踪、拐卖案件办理的重要辅助。与之相似,微博、微信也嵌入了多项服务功能,2017年初微信小程序的上线更将为此提供便利。“@”官微咨询事项,利用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办理政法机关相关业务已经逐渐走入普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

  无论是微博直播还是视频直播,直播形式迎来跨越式发展。“北京海淀法院连发27条长微博直播快播案”、“常熟法院网络直播抓老赖”等案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尤其是部门,执法直播已日渐成为常态,统一开展的“直播月”活动火遍全国,有效推动了“镜头下执法”的进程。法院在庭审、抓老赖等执行工作中也不断尝试直播形式,成为其信息公开的新途径。

  “最高法开通中国庭审公开网”、“最高法建成全球最大裁判文书数据库”、“全国普法办推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产品资料库”等司法数据库的建设,让其成为我国司法进程的记录者。而不断丰富的司法大数据也将为政法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司法精细化提供分析数据。

  报警平台、举报平台、辟谣平台、视频审案平台等结合新媒体形式焕发新的生机,“北京110”手机报警平台、“全国辟谣平台”等充分利用新媒体用户基数大、信息琐碎化、登陆设备移动化的特征,助力攻克政法工作的要点、难点。

  政法机关希望尽快利用新媒体手段服务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因准备工作不足,仓促推进新媒体上线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例如,“北京”APP在上线之初存在省份简称不正确、用户信息无法认证等问题,招黑不断。这也提醒大家,准备充分、考虑周全是运用新媒体服务大众的前提,否则仓促行动引发公众质疑,令行为初衷与最终效果南辕北辙。

  新媒体在政法实务工作中的融入令政法工作更多的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触雷,如天津直播酒驾者太平间外醒酒一事,本是形象宣传的初衷,却演变成执法是否合理的争论。此外,新媒体的运用也不断带来新问题,如直播中隐私权的保护、客户端中个人信息的保护等,都是后续需要规范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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